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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Odnoklassniki已启动OK广告柜，以推广游戏。开发人员将能够直接通过社交网络吸引新的受众，而发起促销是很直观的，不需要特别的知识。
借助新服务，OK游戏管理员可以设置专门针对游戏开发行业重要的定位。例如，通过选择已付款的人或从未付款的人来排除促销游戏的受众并定位竞争对手的玩家。这样一来，您可以吸引风格和主题相似的游戏观众，这些人会对新产品感兴趣。同样，在游戏广告柜中，通常按照性别和年龄来设置目标受众，并选择显示广告的平台：在移动应用程序上还是在桌面版本中。
当前，有两种格式可用于启动游戏广告活动：带有“播放”按钮的图像或视频。要开始推广游戏，管理员或主持人需要单击游戏页面上的“推广”按钮，放置广告出版物，然后转到“确定广告柜”中的定位设置。
阿列克谢·卡谢娃罗夫（Alexey Kashevarov）， 业务发展总监确定：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为开发人员提供机会，以OK的方式独立推广他们的游戏，以便他们找到自己的受众。开发用于游戏的OK广告柜的主要任务是创建一个简单直观的界面。现在，所有这些都已实现，游戏开发人员无需学习性能营销的复杂性即可在Odnoklassniki游戏受众中流行。
为了推出新服务，Odnoklassniki已为所有希望吸引新观众并率先测试新服务的游戏开发商准备了一份礼物。使用IGRA促销代码，用户将可以在OK广告柜中投入两倍的资金来推广游戏。
资源
政府選舉主任今日（30 日）大規模撤銷（DQ）至少 12 人的立法會參選資格，包括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頴匡。2018 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劉頴匡亦曾被撤銷參選資格，高院去年裁定選舉呈請勝訴，惟他指「贏咗又如何？下一場你依然可以 DQ 我」，又說他再被 DQ，證明了「法治制度無可能保障被取消資格的候選人權益」。他又批評，日前回答了選舉主任提問，但對方根本沒有考慮，形容 DQ 是「一紙笑話」。
政府要 DQ 「眼中釘」
劉頴匡晚上在沙田火車站外見記者，他在下午 3 時許收到電郵通知其提名無效，至於名單另外 8 人，沙田區議員李志宏、趙柱幫、黃學禮、許鋭宇、陳運通等人則未有消息。他看過提名無效通知書後，總結自己被 DQ 的原因有三點，包括至少兩次舉行集會促請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縱容」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曾公開表示會「義無反顧」地反對國安法；如民主派達成 35+ 會否決財政預算案。
「今日呢份 DQ 信件，三個所謂理由，完全係一紙笑話。」劉頴匡反問，作為普通市民「有何權力縱容美國做任何決定？」他認為，選舉主任完全沒有考慮他就日前提問作出的回覆，「所謂嘅書信來往都係笑話」，選舉主任早已心裡有答案，「已經決定咗我嘅諗法」。他認為政府顯然是要 DQ 「眼中釘」，「係望住人名來 DQ，答乜都無用。」
政權親毀港人選舉幻想
他指，政府今日 DQ 了 12 個人，是「親手毁滅香港人對選舉嘅幻想」，令香港人可以重新聚焦在抗爭上，「都算係好事」。大規模 DQ 佐證香港人正急速失去自由，政府舉措亦令形勢加速發展，但自由民主會是勝利一方。
劉頴匡認為，香港人是時候思考如何在議會外延續抗爭，因為 DQ 很可能只是第一步，之後陸續有來的是以國安法追究、清算一班參選人，以今次的提問方法看，已是圍繞國安法框架，情況令人擔心。
向國際社會展示氣焰
近日立法會延遲選舉一年的傳聞甚囂塵上，他質疑，政府在此時大規模 DQ 是要向國際社會「示威」，展示「強權同氣焰有幾強烈」，其次是涉及選舉經費的計算，如果延遲選舉，政府此舉就可無需退還經費予民主派。
被問到是否會考慮選舉呈請，他指涉及司法程序要和律師先商討，但認為選舉呈請是沒有用。「當我畀人 DQ，去做選舉呈請，贏埋，又如何？下一場選舉依然可以 DQ 我。」證明了透過選舉呈請重拾公義，「大家都會知係個笑話」，「法治制度無可能保障到被取消資格候選人的權益」。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智慧的结晶、进步的阶梯。图书出版，事关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自信培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图书出版业是怎样发展变迁的，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未来如何转型升级？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
光明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范 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不断取得新成就、谱写新篇章，可谓与时代发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股大潮，那么图书出版业就是其中一朵璀璨的浪花。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是恢复发展时期。期间，全国的出版社数量增长了3.4倍，年均增长12.1%；图书出版总品种数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14.7%。但是，书印出来，由谁发行？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推行“三放一联”，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
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是优化调整时期。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图书出版业进行了大量探索，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气象。但在经历了全面扩张和快速增长后，也出现了结构失衡、质量下降、创新不足等一些问题。经过治理和引导，出版市场更加规范。全国的出版布局基本形成，图书出版呈现出分众化、多层次的趋势，行业发展动力强劲。
第三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是深化改革时期。行业把握机遇、加快发展，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为适应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需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于2002年4月9日成立中国出版集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对图书出版业，是一次重要的政策驱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0年底，全国出版社转制任务基本完成，有效地释放了创新活力。
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是创新发展时期。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出版总量稳定增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持续上升。2012年2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图书出版业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积极改革管理体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大力支持下，勇于探索、实践和优化，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表现出稳中有序、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新时代新起点，我国图书出版业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迈上了新的征程。
光明网：新形势下，我国图书出版业如何与时俱进、转型升级？
范 军：图书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近年来，通过实施重大出版工程和重点出版物规划，陆续推出了一批精品图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图书出版领域也客观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使命在肩，任重道远。
时代在变化，文明在进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离不开两个动力：一是改革，减少负担和束缚，努力与国际接轨；二是科技，插上科技的翅膀，来实现效率更高、专业更精、质量更好。
纸质图书，因独特的墨香和质感，而成为爱书人的心头好。但是，印制过程中，耗能和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实施绿色印刷，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电子书，因灵活性、便携性、大容量而深受欢迎，且有效地落实了节能环保、减轻了物流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化为图书出版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恰当结合与平衡，仍是一大研究课题。
“互联网+”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有望为图书出版业带来新的活力。具体表现如下：促进经营思维创新，推动跨界融合发展。图书出版业，应以网络技术激活多年所累积的内容资源，做到一种内容多种创意、一种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种产品、一种产品多种形态，走出一条“融出版”之路。融合发展，是一条艰辛的创新之路，必然面临种种困难，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希望国家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给予支持。
光明网：全民阅读与图书出版的关系，应当怎样恰当理解和把握？
范 军：“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2006年以来，“全民阅读”活动稳步推进，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愈发浓厚。“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不仅体现为政府文件的重视，而且逐步转化成了实际行动。例如，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构建了具有典范性的全民阅读“北京模式”，守护和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精神印记。
我们知道，公民的阅读习惯，与性别、年龄、性格、学养、职业、收入等密切相关。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三上文章》一文，提到了一位“未尝顷刻释卷”的钱思公。“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灯火纸窗修竹里，读书声”……这些动人诗句，今天魅力犹存。时移世易，变的是图书的种类、阅读的方式，不变的是读书的兴致、爱书的情怀。
图书出版产业链，包括策划、出版、发行、分销、零售等诸多环节。阅读，本身不在其中，却对这个产业链有着重要的检验和促进作用。一本书的质量究竟如何，要看大家是否愿意买、愿意读，要看它在丰富知识、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等方面的贡献；图书出版业是否真的繁荣，要看图书销量、市场状况，也要看人们的阅读习惯、文化素质。实施精品战略，有了好书，有了读者，书店才能经营下去，图书出版业才能求生存、谋发展。人们的文化品位、阅读需求提升了，图书出版业的前景也就更加明朗。
除了传统的纸质阅读，随着科技发展，近年来数字阅读方兴未艾。2015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数字阅读率首次超过传统阅读率。今年4月18日，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超过半数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接下来，图书出版业须突破惯性思维，追求创新和跨界发展，以增强核心竞争力！
（记者：李姝昱 摄像：王嘉义 剪辑：石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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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采访——繁荣图书出版事业，大力推动全民阅读
Lamoda与最大的慈善项目“ Dobro Mail.ru”和“ Need Help”的集合商一起推出了一种名为“我要帮助”的新商品。
在此类别中，拉莫达（Lamoda）从基金会收集了T恤，帽衫，购物袋，杯子和其他产品。有关项目和产品选择的所有信息都收集在单独的目标网页上- https://www.lamoda.ru/lp/helpwithlamoda/ -网站的主菜单和应用程序中都有一个单独的标签“我想帮助”。要进行购买，请取悦自己或送出有意义的礼物，用户只需单击即可将喜欢的产品添加到购物车中。来自“我想帮助”类别中的商品销售所产生的所有利润将转到提供商品的基金中。
“ COVID-19大流行迫使我们推出了“我想帮助”类别。团结和帮助始终很重要，尤其是在困难时期。通过从慈善基金会购买产品，我们的用户不仅可以购买设计精美的产品，还可以表达对慈善组织的声援。反过来，基金会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支持，并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他们的主要工作中，因为Lamoda会处理与商品销售和存储有关的所有问题。 Lamoda公司和社会责任经理Oksana Kostiv报告说，对Lamoda而言，提供的所有资金都经过证明且可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此负责-“ Dobro Mail.ru”和“需要帮助”。
该项目仅涉及那些能够确认其有效性，透明度和声誉的慈善组织。它们已经显示在Dobro Mail.ru和Need Help网站上，并且还经过律师，安全服务，财务控制和Lamoda合规性的审查。已经为基金会开发了特殊的合作条件，此外，拉莫达员工为基金会进行了咨询，以便利他们进入电子商务市场。
参加慈善活动不是一项特殊任务，而是完全正常的活动。我们希望，随着Lamoda项目的启动，好事将成为购物的一种愉快的方式，帮助轻松，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人数将增加很多倍。此外，该项目将帮助非营利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并找到新的支持者，” Dobro Mail.ru项目负责人Alexandra Babkina补充说。
“如果我说“我想帮助”项目是针对非营利组织的商品销售中的突破和新阶段，我不会夸大其词。通过与Lamoda合作并利用在线平台的基础架构，基金会拥有了新的交付渠道，并有助于变得更加可持续。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最终将能够获得帮助。我们很高兴Lamoda邀请我们与Dobro Mail.ru一起成为经过验证的组织的第一批验证者。需求帮助基金会筹款主任索非亚·朱科娃说：“有这样一个倡议真是太好了，它为慈善事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
现在可以在Lamoda上的“我想帮助”部分中购买，该品牌的产品来自白血病斗争基金会 ”Leikozu.net”， 好代码 （由Mail.ru Group创建）和基金 “需要帮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总共超过60个产品名称。在不久的将来，预计其他慈善组织也会提供商品。将来，拉莫达计划增加新的产品类别，以满足客户有意识消费的需求。
Pro-democracy activist Joshua Wong Chi-fung on Monday (July 27) on his Facebook page replied to questions of Kowloon East electoral officer Alice Choi Man-kwan after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ow-disbanded Demosistō was given a letter by the electoral officer.
Choi on Sunday (July 26) sent a letter consisting of those questions and annexes asking Wong to clarify some of his political views. Wong posted a Facebook post including a lengthy written response on the social media page on Monday morning.
In the primaries for the upcomi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held by the pro-democracy camp about two weeks ago, Wong won the poll in the Kowloon East constituency in the primaries. More than 610,000 residents in Hong Kong cast their ballots in the primaries.
The young activist said on his Facbook that he had submitted a written reply comprising 28 points answering seven questions together with 10 annexes sent by Choi, after consulting his lawyer for legal advice.
Wong noted that the electoral officer accused him of colluding foreign forces in a preconceived manner, and that she purposefully ignored that the now-disbanded Demosistō changed its motto and no longer advocated self-determination.
Wong said Choi was seemingly attempting to “cook up” charges under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rather than reviewing his eligibility to run in the Legco race in September.
He also had got a strong feeling that he was seemingly invi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fice to give a written testimony, rather than simply defending the validity of his nomination, when writing his reply to the returning officer. “I cannot rule out this document will be ke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scrutiny in the future,” Wong said.
Wong speculated that Choi allegedly plotted to disqualify him and carry out scrutiny on his ideology. “Her political intent is already very obvious,” Wong said.
In his reply, Wong said his decision to apply to run in the Legco election is not related to his identity and duties in Demosistō; therefore Choi’s consideration of his ties with Demosistō did not apply to the validity of Wong’s nomination.
His announcement of quitting Demosistō on June 30, 2020 to implement his beliefs showed he did not have an intention nor practical action to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what Demosistō advocated after he quit the group, which was disbanded while the group’s affairs also ended.
Saying that Demosistō announced ending pushing forward its advocacy of democratic self-determination about six months ago, and that it did not see Hong Kong independence as one of the options for self-determination, Wong believes the electoral asked a wrong question or wrongly or only showed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his beliefs and advocacy, and intentionally ignored/distorted Demosistō s political propositions.
Wong said he had given a statement that he upholds the Basic Law and pledges allegiance to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hen he submitted his nomination form last Monday (July 20), and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state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confirmation letter. In the reply, Wong again reiterated thathe does not advocate Hong Kong indpendence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is reply to another question, Wong said he accept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nd he has no intention to change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HKSAR.
Responding to another question, Wong said he has “no ability or intention to make use of powers of foreign countries to exert pressure on China or Hong Kong. “I have never made use of powers of foreign countries to engage in local political activities,” he wrote.
Wong also said no to the electoral officer’s question asking whether Wong agreed that the purpose of his bid to the Legco election is to use the identity, power and convenience of lawmakers to continue to exert pressure on China and/or Hong Kong with foreign forces.
Sources:
【立會選舉】黃之鋒回覆選舉主任 重申放棄自決、反對《國安法》 稱感覺如被國安公署錄書面口供 / 立場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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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疫情出现之前，因为我的姓，朋友们戏称我“秦皇”。但最近，他们开始用另一个受尊敬程度稍低点儿的头衔来称呼我：隔离女王。
那是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在太平洋两岸的四座城市里接受了四次隔离。
像许多人一样，我也用Zoom视频通话、追真人秀节目的方式打发时间。但我也在这段时间里赶上了几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浪潮。我接受隔离的每座城市——圣迭哥、北京、洛杉矶和台北——为我们了解各政府应对疫情的不同方式提供了一扇窗口。
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地知道，有的政府比别的政府做得更成功。
所有这一切都始于今年1月底。当时我作为一名报道中国的驻华记者从北京赶往武汉，那里是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走访医院，采访那些虚弱得几乎说不出话的病人，近距离——也许我们不该与他们靠得那么近——倾听他们的声音。
每天晚上，我都接到在加州的父母打来的惊慌失措的电话，他们似乎总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抵御病毒的新方法：别开空调！只吃熟食！别吃水果！
所以，当我登上美国国务院安排的最后一班从武汉撤侨的飞机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时，美国只有12例确诊病例。飞机在圣迭哥的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着陆后，我给家人发了一条短信：“真高兴我是美国人。”
第一次隔离：圣迭哥
我要感激的是，隔离期间食宿免费。戴着防护面罩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查房，给我们测体温。每天都有一个新惊喜：海军乐队表演，女童子军饼干，还有颇为令人费解的保险套。我猜意思是“生命只有一次”(#YOLO)。
但已经有了灾难即将来临的迹象。没有戴口罩的要求。虽然我们被限制在基地的一个区域内，但我们仍被允许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每日例会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们打消了人们心中对病毒无症状传播的担忧。
在中国看到了人们疯狂抢购口罩的情景后，美国这种马虎的指导方针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我提醒自己，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专家。他们似乎很有信心。
回过头来看，这些是最早的危险信号。
尽管没有要求，我们中的许多人仍戴着口罩。无论如何，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基地的两名撤离人员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后。
这两周结束时，我们毕业了。大家摆了姿势拍照。我们把口罩像学位帽那样抛向空中。我们乘大巴去了圣迭哥机场，在那里，我们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病毒好像离我们很遥远。我摘下口罩，消失在人群中。
第二次隔离：北京
2月下旬，我飞回了北京。
那时，中国的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我在首尔转机，觉得那是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但就在我的航班起飞之前，疫情在韩国暴发了，韩国突然间成了病毒高发地区。
我很紧张。我在首尔停留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但中国官员以爱一刀切而闻名，尤其是在紧急时刻。
在北京降落后不久，我就到当地派出所进行了登记，所有的外国人都被要求这样做。果然，我在几小时内收到了一条短信。当地政府知道我在途中曾在首尔停留，要对我进行国家监管下的隔离，可能是在一个政府指定的场所。我不想那样做，试图说服他们我没有被病毒感染的危险。
与此同时，我在家里完成了第二次自我隔离。我只出过几次门，每次都是为了遛狗，而且总戴着口罩。
我从未得到官方的回复。
在我看来，这简单明了地概括了中国的疫情响应：尽管严厉，但有效，并非万无一失。
第三次隔离：洛杉矶
3月的一个清晨，我在北京醒来后，收到了一连串令人手忙脚乱的短信。中国政府驱逐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美国记者。
在大流行病期间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国都在限制入境，每天都有国际航班被取消。最后，我离开了北京——我过去八年生活的地方，搭上几乎是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了加利福尼亚。
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空荡荡的候机楼里，有种超现实的感觉。
2月份回加州的感觉曾像是逃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那以后，新冠病毒已使美国逾24.4万人患病，超过5900人死亡。
美国对戴口罩的官方指导杂乱无章。病毒检测一塌糊涂。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呈上升趋势。尽管我在机场接受了体温检查，但有人忘了收回我填好的表格，上面有我在当地的联系方式和健康状况。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
一连十几天，我躲在加州威尼斯一处从爱彼迎(Airbnb)上租来的民宿里，进行第三次隔离。很难想像棕榈树和粉红色的九重葛林里会隐藏着病毒。但是，只要回想一下武汉发生的事情，就足以让我不出门。
第四次隔离：台北
4月中旬，我搬到了台湾的首府台北，这里是我报道中国的新基地。
几乎刚到这里，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台湾因成功应对病毒而受到赞扬。
在能离开机场之前，我经过了数道检查，每道都由身穿黄色马甲的台湾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把守。他们记录我的体温、健康状况和旅行史。他们给了我一个台湾的本地电话号码——而且必须当场证明能通过这个号码找到我。
我马上去了旅馆，有一名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工作人员在旅馆门外接我。他迅速开始工作，对我的行李箱进行消毒。然后他按下电梯，说了声再见。他是我在两周时间里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房间很干净，但很小。我每天向酒店报告我的体温，并向台湾政府报告我的健康状况。每日三次，一名酒店员工把装有外卖食品的袋子挂在房门上安装的塑料钩子上。
整个过程即细致又高效。但实话说，尽管我可能是“隔离女王”，但这次我已有些气馁了。在隔离的最后一周，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我渴望阳光。为了得到即时的安慰，我从鼎泰丰订了（三次）外卖。“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我的未婚夫在FaceTime上不断对我说。
不过，我很幸运。台湾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限制旅行，对来访者进行筛查，部署防护装备。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台湾与中国大陆很近，但截至周三，全岛只有440例确诊病例和7例死亡。这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中断过，虽然现在戴口罩和测体温已成为一种常态。
两周后，我终于能自由行动了。
我第一次在晚上出门去玩时，穿上了连衣裙，还化了妆。我穿过一个公园。我买了贵得离谱的洗手液——这是在与一个活生生的售货员交谈之后！我漫步在购物中心迷宫般的美食广场，对人们在一起欢笑吃饭的景象感叹不已。
这个景象真让人惊羡。它让人感到如此之正常。
只有一件事与以前不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我对每隔几周就收拾行装出差做报道已经习以为常。不过现在，我很高兴能这里待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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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据知情人士称，为了回应特朗普政府对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安全以及与中国竞争性紧张关系的日益担忧，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已同意在美国建造一个先进的芯片工厂。
台积电在台湾运营着规模庞大的工厂，生产大多数智能手机和许多其他设备使用的芯片。上述知情人士称，台积电预计最早将在周五宣布这一决定。由于细节属于机密，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据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台积电此前一直在亚利桑那州和华盛顿州觅址，并已经决定了选择前者。
特朗普政府曾呼吁加强美国的制造业，批评科技供应链过度集中在中国所带来的脆弱性，此举将是特朗普政府的胜利。特朗普将美国主导地位优先于中国作为政府的重要宗旨，在去年发动了贸易战，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的能力。
两名听取了情况通报的人士说，与台积电达成交易的同时，美国也可能放宽在海外制造产品中使用美国技术的限制。
这将使中国领导人和华为松一口气，华为是电信设备巨头，也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该公司可以使用的美国技术一直存在潜在限制。知情人士说，台积电使用美国技术制造芯片并出售给华为，它始终反对特朗普政府考虑的限制措施。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似乎还准备在周五为临时许可证延期，该许可证允许美国企业继续与华为开展业务，即使该公司去年被列入黑名单。
根据《华尔街日报》早些时候的报道，白宫官员拒绝了对台积电的设厂计划置评。
台积电在华盛顿特区的最高负责人彼得·克利夫兰(Peter Cleveland)拒绝置评。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4月的一次投资者电话会议中说：“我们目前正积极评估在美国建芯片厂的计划。”
多年来，国防部官员一直担心缺乏能够生产最先进芯片的安全的美国工厂，这种担忧促使其与英特尔、三星电子和格芯等公司进行了会谈。由于台积电制造的一些芯片对于军事和民用硬件已经变得至关重要，担忧已经蔓延到政府其他部门。
业内高管表示，新冠病毒引发了亚洲的供应链震荡，加上与中国政府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增加了政府采取行动的压力。
但是，建厂资金一直是一个主要障碍。先进的半导体工厂加工和切割硅片以制造芯片，现在的启动和运行费用通常超过100亿美元。
刘德音在去年10月告诉《纽约时报》，台积电一直在与美国商务部就在美建厂的可能性进行谈判，但表示将需要大量政府补贴。目前尚不清楚该公司的决定涉及多少公共资金（如果有的话）。
在上个月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刘德音还说，在美建厂存在“成本缺口”，这“在目前是难以接受的。当然，我们正努力缩小这个缺口”。
美国对外国芯片制造商的任何补贴都可能引起争议。在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设有大型工厂的英特尔公司最近致信五角大楼官员，描述了双方合作，建立一家同时也可以生产敏感军事产品的美国商业芯片工厂的可能性。
《华尔街日报》在早些时候报道了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斯旺(Robert Swan)在4月28日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目前认为，探索英特尔如何在美国运营一家商业芯片厂以提供广泛的微电子产品，符合美国和英特尔的最大利益。”
英特尔发言人拒绝对台积电的决定置评。阿布扎比所有的格芯在美国的前IBM工厂为五角大楼生产芯片，该公司质疑，向台积电投入资金是否是对外国供应商减少依赖的最好方法。
“这有意义吗？”该公司全球通讯副总裁劳里·凯利(Laurie Kelly)问。“还有很多其他选择。”
长期以来，电子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美国公司设计的芯片，对美国的军事实力一直至关重要。但是许多芯片的国内生产线已经转移到海外，这引发了对国外发生政治或军事危机时供应中断问题的担忧。例如包括战斗机中使用的可编程芯片和5G通信芯片，这些芯片现在几乎全部由台积电独家生产。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倾向于向台湾和台积电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将芯片供应给中国还是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同时，特朗普政府试图迫使工厂活动回流美国，一些官员已准备在2020年大选临近时宣布胜利。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周一在时报的一篇观点文章中写道：“不假思索的离岸外包时代已经结束。”
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表示，莱特希泽的论点是“一个希望大于现实的声明”。他说，截至3月的工厂生产数据显示，“美国的生产没有回流，只是下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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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武汉是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开始的地方，该市最近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在未来几天对全市1100万居民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这项行动将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密切关注。
这项可能需要动员数千名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检测行动，显示出执政的共产党在试图重启中国经济的同时，预防第二波感染的决心。本周，武汉报告了六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打破了连续一个多月来没有任何新确诊病例的记录，之后，武汉宣布了这个全民检测计划。
该计划无论是规模，还是完成速度，都举世无双。
尽管韩国和德国等国家已在积极地进行检测和追踪感染者，但规模远低于武汉要尝试的水平。美国做的检测数量也仍然远远低于专家认为安全重启美国经济所需的每周300万到500万例的病毒检测。
这么大规模的全民检测带来了挑战。目前还不清楚武汉将如何获得足够的检测试剂盒、如何处理所有的样本，也不清楚在全市感染率很低的情况下，这种广泛、系统的方法是否是对资源的最佳利用。
以下是我们目前对该计划的了解。
“十天大会战”？那得看情况。
此前有报道称，武汉正计划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对全市1100万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报道引用的政府通知，称这是一场“十天大会战”。
但就连官方媒体的报道也承认这项任务的难度。官方的《健康报》在周四的一篇报道中说，即使排除了最近已经做过检测的人，当局仍需要每天完成至少73万人份检测，才能在10天内实现全民检测的目标。
这是武汉目前病毒检测能力的数倍。该报称，极限状态下，武汉日核酸检测能力可达10万人份。相比之下，3月份，在疫情达到顶峰之后，韩国在全国633个检测点每天给2万人做检测。按照这个速度，检测1100万人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在武汉市长热线一名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检测将错开进行。此人表示，一些社区会比其他社区更早开始，但每个社区都计划在10天内完成对居民的病毒筛查。
武汉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自疫情暴发以来，通报了5万多例确诊感染病例和3800例死亡。检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找到没有症状的感染者，他们仍能传播病毒。
据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通知，武汉至少有七个社区表示，筛查将于周三开始。
“核酸检测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常青花园第二社区居委会的通知说。“请支持配合。”
随着官员表示“不漏掉一人”，人们开始排起了队。
大规模筛查的组织者分发传单，通过扩音器和社交媒体发通知，敦促居民于所在社区报名参加。
官员在已经开始筛查工作的地方搭起了一排排的帐篷，摆好了折叠桌和凳子。周三发到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显示，数十名居民排队等待戴着护目镜、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采集鼻腔和咽喉拭子。
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通知敦促居民相互保持距离，互相告知筛查信息，“不漏掉一人”。
政府表示，将把老旧小区、居住密集小区和流动人口集中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在过去一周内做过检测的人不需要再次检测。有的通知说，六岁以下儿童不必做检测。
有一些让人困惑的地方。武汉第一医院接到了如此之多的电话，询问是否每个家庭只需一名成员而非全家接受检测，以至于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篇对医院有关专家的采访，解释为什么有些家庭成员可能生病，而其他人却健康。
某小区的一名官员对《财新》杂志说，他不知道是不是要让小区内的所有居民都去医院检测，还是让医生到小区来做检测。
企业也在争先恐后地满足这一突发需求。
工信部发言人黄利斌曾在4月下旬表示，中国目前每天能生产500万人份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尽管如此，报道称，企业正在争先恐后地满足来自武汉的突然激增的需求。
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集团市场发展总监张喆人告诉《财新》，这家公司打算把设备从东部城市杭州运往武汉。她预计公司的检测能力将提高十倍。
武汉副市长李强上个月说，全市有53个检测机构，每天的检测能力4.6万人次。
前面提到的那位市长热线工作人员说，居民通常可以在48小时内拿到检测结果。
新冠病毒检测在中国已经普遍可以做。
疫情在武汉暴发的最初几周，由于缺少检测试剂盒，许多居民费很大劲才能做病毒检测。
现在，全国各地都能做大范围的病毒检测。许多公司在员工复工前为他们安排检测。许多医院和诊所都能做病毒检测，化验室也能更快地处理结果。
甚至在武汉启动大规模检测计划之前，政府就已把几乎全部检测费用纳入基本医保。
据当地政府的通知和中国媒体的报道，武汉居民这次无需支付检测费用。《健康报》的那篇文章说，病毒检测免费，这次大规模筛查的费用可能会超过10亿元人民币，将由武汉市承担。
但至少有一名专家认为，没必要这样做。
尽管一些居民表示支持，但也有些人对被要求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户外排长队表示担忧或愤怒。尽管武汉已经解封，但许多居民还是选择尽可能呆在家里。
一位资深专家表示，鉴于武汉的病例数很少，没有必要对城里每个居民进行病毒检测。
在被问及武汉的新确诊病例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周二在接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大规模检测应该“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
“在那些没有病例的社区，就没有必要人人都做筛查，”吴尊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