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两大洲和四次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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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疫情出现之前,因为我的姓,朋友们戏称我“秦皇”。但最近,他们开始用另一个受尊敬程度稍低点儿的头衔来称呼我:隔离女王。
那是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在太平洋两岸的四座城市里接受了四次隔离。
像许多人一样,我也用Zoom视频通话、追真人秀节目的方式打发时间。但我也在这段时间里赶上了几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浪潮。我接受隔离的每座城市——圣迭哥、北京、洛杉矶和台北——为我们了解各政府应对疫情的不同方式提供了一扇窗口。

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地知道,有的政府比别的政府做得更成功。
所有这一切都始于今年1月底。当时我作为一名报道中国的驻华记者从北京赶往武汉,那里是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走访医院,采访那些虚弱得几乎说不出话的病人,近距离——也许我们不该与他们靠得那么近——倾听他们的声音。
每天晚上,我都接到在加州的父母打来的惊慌失措的电话,他们似乎总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抵御病毒的新方法:别开空调!只吃熟食!别吃水果!
所以,当我登上美国国务院安排的最后一班从武汉撤侨的飞机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时,美国只有12例确诊病例。飞机在圣迭哥的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着陆后,我给家人发了一条短信:“真高兴我是美国人。”

第一次隔离:圣迭哥
我要感激的是,隔离期间食宿免费。戴着防护面罩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查房,给我们测体温。每天都有一个新惊喜:海军乐队表演,女童子军饼干,还有颇为令人费解的保险套。我猜意思是“生命只有一次”(#YOLO)。

但已经有了灾难即将来临的迹象。没有戴口罩的要求。虽然我们被限制在基地的一个区域内,但我们仍被允许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每日例会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们打消了人们心中对病毒无症状传播的担忧。
在中国看到了人们疯狂抢购口罩的情景后,美国这种马虎的指导方针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我提醒自己,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专家。他们似乎很有信心。
回过头来看,这些是最早的危险信号。
尽管没有要求,我们中的许多人仍戴着口罩。无论如何,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基地的两名撤离人员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后。
这两周结束时,我们毕业了。大家摆了姿势拍照。我们把口罩像学位帽那样抛向空中。我们乘大巴去了圣迭哥机场,在那里,我们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病毒好像离我们很遥远。我摘下口罩,消失在人群中。

第二次隔离:北京
2月下旬,我飞回了北京。

那时,中国的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我在首尔转机,觉得那是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但就在我的航班起飞之前,疫情在韩国暴发了,韩国突然间成了病毒高发地区。
我很紧张。我在首尔停留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但中国官员以爱一刀切而闻名,尤其是在紧急时刻。
在北京降落后不久,我就到当地派出所进行了登记,所有的外国人都被要求这样做。果然,我在几小时内收到了一条短信。当地政府知道我在途中曾在首尔停留,要对我进行国家监管下的隔离,可能是在一个政府指定的场所。我不想那样做,试图说服他们我没有被病毒感染的危险。
与此同时,我在家里完成了第二次自我隔离。我只出过几次门,每次都是为了遛狗,而且总戴着口罩。
我从未得到官方的回复。
在我看来,这简单明了地概括了中国的疫情响应:尽管严厉,但有效,并非万无一失。

第三次隔离:洛杉矶
3月的一个清晨,我在北京醒来后,收到了一连串令人手忙脚乱的短信。中国政府驱逐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美国记者。

在大流行病期间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国都在限制入境,每天都有国际航班被取消。最后,我离开了北京——我过去八年生活的地方,搭上几乎是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了加利福尼亚。
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空荡荡的候机楼里,有种超现实的感觉。
2月份回加州的感觉曾像是逃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那以后,新冠病毒已使美国逾24.4万人患病,超过5900人死亡。
美国对戴口罩的官方指导杂乱无章。病毒检测一塌糊涂。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呈上升趋势。尽管我在机场接受了体温检查,但有人忘了收回我填好的表格,上面有我在当地的联系方式和健康状况。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
一连十几天,我躲在加州威尼斯一处从爱彼迎(Airbnb)上租来的民宿里,进行第三次隔离。很难想像棕榈树和粉红色的九重葛林里会隐藏着病毒。但是,只要回想一下武汉发生的事情,就足以让我不出门。

第四次隔离:台北
4月中旬,我搬到了台湾的首府台北,这里是我报道中国的新基地。

几乎刚到这里,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台湾因成功应对病毒而受到赞扬。
在能离开机场之前,我经过了数道检查,每道都由身穿黄色马甲的台湾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把守。他们记录我的体温、健康状况和旅行史。他们给了我一个台湾的本地电话号码——而且必须当场证明能通过这个号码找到我。
我马上去了旅馆,有一名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工作人员在旅馆门外接我。他迅速开始工作,对我的行李箱进行消毒。然后他按下电梯,说了声再见。他是我在两周时间里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房间很干净,但很小。我每天向酒店报告我的体温,并向台湾政府报告我的健康状况。每日三次,一名酒店员工把装有外卖食品的袋子挂在房门上安装的塑料钩子上。
整个过程即细致又高效。但实话说,尽管我可能是“隔离女王”,但这次我已有些气馁了。在隔离的最后一周,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我渴望阳光。为了得到即时的安慰,我从鼎泰丰订了(三次)外卖。“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我的未婚夫在FaceTime上不断对我说。

不过,我很幸运。台湾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限制旅行,对来访者进行筛查,部署防护装备。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台湾与中国大陆很近,但截至周三,全岛只有440例确诊病例和7例死亡。这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中断过,虽然现在戴口罩和测体温已成为一种常态。
两周后,我终于能自由行动了。
我第一次在晚上出门去玩时,穿上了连衣裙,还化了妆。我穿过一个公园。我买了贵得离谱的洗手液——这是在与一个活生生的售货员交谈之后!我漫步在购物中心迷宫般的美食广场,对人们在一起欢笑吃饭的景象感叹不已。
这个景象真让人惊羡。它让人感到如此之正常。
只有一件事与以前不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我对每隔几周就收拾行装出差做报道已经习以为常。不过现在,我很高兴能这里待一段时间。

台积电将在美国开设芯片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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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据知情人士称,为了回应特朗普政府对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安全以及与中国竞争性紧张关系的日益担忧,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已同意在美国建造一个先进的芯片工厂。
台积电在台湾运营着规模庞大的工厂,生产大多数智能手机和许多其他设备使用的芯片。上述知情人士称,台积电预计最早将在周五宣布这一决定。由于细节属于机密,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据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台积电此前一直在亚利桑那州和华盛顿州觅址,并已经决定了选择前者。
特朗普政府曾呼吁加强美国的制造业,批评科技供应链过度集中在中国所带来的脆弱性,此举将是特朗普政府的胜利。特朗普将美国主导地位优先于中国作为政府的重要宗旨,在去年发动了贸易战,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的能力。

两名听取了情况通报的人士说,与台积电达成交易的同时,美国也可能放宽在海外制造产品中使用美国技术的限制。
这将使中国领导人和华为松一口气,华为是电信设备巨头,也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该公司可以使用的美国技术一直存在潜在限制。知情人士说,台积电使用美国技术制造芯片并出售给华为,它始终反对特朗普政府考虑的限制措施。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似乎还准备在周五为临时许可证延期,该许可证允许美国企业继续与华为开展业务,即使该公司去年被列入黑名单。
根据《华尔街日报》早些时候的报道,白宫官员拒绝了对台积电的设厂计划置评。
台积电在华盛顿特区的最高负责人彼得·克利夫兰(Peter Cleveland)拒绝置评。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4月的一次投资者电话会议中说:“我们目前正积极评估在美国建芯片厂的计划。”
多年来,国防部官员一直担心缺乏能够生产最先进芯片的安全的美国工厂,这种担忧促使其与英特尔、三星电子和格芯等公司进行了会谈。由于台积电制造的一些芯片对于军事和民用硬件已经变得至关重要,担忧已经蔓延到政府其他部门。

业内高管表示,新冠病毒引发了亚洲的供应链震荡,加上与中国政府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增加了政府采取行动的压力。
但是,建厂资金一直是一个主要障碍。先进的半导体工厂加工和切割硅片以制造芯片,现在的启动和运行费用通常超过100亿美元。
刘德音在去年10月告诉《纽约时报》,台积电一直在与美国商务部就在美建厂的可能性进行谈判,但表示将需要大量政府补贴。目前尚不清楚该公司的决定涉及多少公共资金(如果有的话)。
在上个月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刘德音还说,在美建厂存在“成本缺口”,这“在目前是难以接受的。当然,我们正努力缩小这个缺口”。
美国对外国芯片制造商的任何补贴都可能引起争议。在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设有大型工厂的英特尔公司最近致信五角大楼官员,描述了双方合作,建立一家同时也可以生产敏感军事产品的美国商业芯片工厂的可能性。
《华尔街日报》在早些时候报道了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斯旺(Robert Swan)在4月28日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目前认为,探索英特尔如何在美国运营一家商业芯片厂以提供广泛的微电子产品,符合美国和英特尔的最大利益。”

英特尔发言人拒绝对台积电的决定置评。阿布扎比所有的格芯在美国的前IBM工厂为五角大楼生产芯片,该公司质疑,向台积电投入资金是否是对外国供应商减少依赖的最好方法。
“这有意义吗?”该公司全球通讯副总裁劳里·凯利(Laurie Kelly)问。“还有很多其他选择。”
长期以来,电子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美国公司设计的芯片,对美国的军事实力一直至关重要。但是许多芯片的国内生产线已经转移到海外,这引发了对国外发生政治或军事危机时供应中断问题的担忧。例如包括战斗机中使用的可编程芯片和5G通信芯片,这些芯片现在几乎全部由台积电独家生产。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倾向于向台湾和台积电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将芯片供应给中国还是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同时,特朗普政府试图迫使工厂活动回流美国,一些官员已准备在2020年大选临近时宣布胜利。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周一在时报的一篇观点文章中写道:“不假思索的离岸外包时代已经结束。”
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表示,莱特希泽的论点是“一个希望大于现实的声明”。他说,截至3月的工厂生产数据显示,“美国的生产没有回流,只是下降而已”。

武汉将如何对1100万居民进行病毒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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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武汉是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开始的地方,该市最近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在未来几天对全市1100万居民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这项行动将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密切关注。
这项可能需要动员数千名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检测行动,显示出执政的共产党在试图重启中国经济的同时,预防第二波感染的决心。本周,武汉报告了六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打破了连续一个多月来没有任何新确诊病例的记录,之后,武汉宣布了这个全民检测计划。
该计划无论是规模,还是完成速度,都举世无双。

尽管韩国和德国等国家已在积极地进行检测和追踪感染者,但规模远低于武汉要尝试的水平。美国做的检测数量也仍然远远低于专家认为安全重启美国经济所需的每周300万到500万例的病毒检测。
这么大规模的全民检测带来了挑战。目前还不清楚武汉将如何获得足够的检测试剂盒、如何处理所有的样本,也不清楚在全市感染率很低的情况下,这种广泛、系统的方法是否是对资源的最佳利用。
以下是我们目前对该计划的了解。

“十天大会战”?那得看情况。
此前有报道称,武汉正计划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对全市1100万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报道引用的政府通知,称这是一场“十天大会战”。
但就连官方媒体的报道也承认这项任务的难度。官方的《健康报》在周四的一篇报道中说,即使排除了最近已经做过检测的人,当局仍需要每天完成至少73万人份检测,才能在10天内实现全民检测的目标。

这是武汉目前病毒检测能力的数倍。该报称,极限状态下,武汉日核酸检测能力可达10万人份。相比之下,3月份,在疫情达到顶峰之后,韩国在全国633个检测点每天给2万人做检测。按照这个速度,检测1100万人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在武汉市长热线一名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检测将错开进行。此人表示,一些社区会比其他社区更早开始,但每个社区都计划在10天内完成对居民的病毒筛查。
武汉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自疫情暴发以来,通报了5万多例确诊感染病例和3800例死亡。检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找到没有症状的感染者,他们仍能传播病毒。
据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通知,武汉至少有七个社区表示,筛查将于周三开始。
“核酸检测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负责,”常青花园第二社区居委会的通知说。“请支持配合。”

随着官员表示“不漏掉一人”,人们开始排起了队。
大规模筛查的组织者分发传单,通过扩音器和社交媒体发通知,敦促居民于所在社区报名参加。

官员在已经开始筛查工作的地方搭起了一排排的帐篷,摆好了折叠桌和凳子。周三发到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显示,数十名居民排队等待戴着护目镜、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采集鼻腔和咽喉拭子。
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通知敦促居民相互保持距离,互相告知筛查信息,“不漏掉一人”。
政府表示,将把老旧小区、居住密集小区和流动人口集中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在过去一周内做过检测的人不需要再次检测。有的通知说,六岁以下儿童不必做检测。
有一些让人困惑的地方。武汉第一医院接到了如此之多的电话,询问是否每个家庭只需一名成员而非全家接受检测,以至于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篇对医院有关专家的采访,解释为什么有些家庭成员可能生病,而其他人却健康。
某小区的一名官员对《财新》杂志说,他不知道是不是要让小区内的所有居民都去医院检测,还是让医生到小区来做检测。

企业也在争先恐后地满足这一突发需求。
工信部发言人黄利斌曾在4月下旬表示,中国目前每天能生产500万人份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尽管如此,报道称,企业正在争先恐后地满足来自武汉的突然激增的需求。

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集团市场发展总监张喆人告诉《财新》,这家公司打算把设备从东部城市杭州运往武汉。她预计公司的检测能力将提高十倍。
武汉副市长李强上个月说,全市有53个检测机构,每天的检测能力4.6万人次。
前面提到的那位市长热线工作人员说,居民通常可以在48小时内拿到检测结果。

新冠病毒检测在中国已经普遍可以做。
疫情在武汉暴发的最初几周,由于缺少检测试剂盒,许多居民费很大劲才能做病毒检测。
现在,全国各地都能做大范围的病毒检测。许多公司在员工复工前为他们安排检测。许多医院和诊所都能做病毒检测,化验室也能更快地处理结果。

甚至在武汉启动大规模检测计划之前,政府就已把几乎全部检测费用纳入基本医保。
据当地政府的通知和中国媒体的报道,武汉居民这次无需支付检测费用。《健康报》的那篇文章说,病毒检测免费,这次大规模筛查的费用可能会超过10亿元人民币,将由武汉市承担。

但至少有一名专家认为,没必要这样做。
尽管一些居民表示支持,但也有些人对被要求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户外排长队表示担忧或愤怒。尽管武汉已经解封,但许多居民还是选择尽可能呆在家里。
一位资深专家表示,鉴于武汉的病例数很少,没有必要对城里每个居民进行病毒检测。
在被问及武汉的新确诊病例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周二在接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大规模检测应该“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
“在那些没有病例的社区,就没有必要人人都做筛查,”吴尊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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